父亲离开我们已两年多了。每当想起他，我不禁潸然泪下。他是突然而去的，享年八十。
父亲临终时，还呼唤着我的乳名，可见父亲对我是深爱的。作为人子，我深感不孝。生前没少惹父亲生气，乃至经常招惹父亲的打骂。我甚至认为父亲并不爱我，岂知父亲的爱藏得那么深。父亲生有四个儿女，唯独对我十分严厉，可见父亲对我期望之大。所谓爱之愈深，恨之愈深。现在想来，如果不是父亲的严格教育，我不可能成为人民教师，更不可能成为一位作家。记得孩时，父亲经常给我讲毛泽东的故事，还教我背诵毛泽东的诗词。抑或是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后来我创作并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毛泽东与贺子珍》。让人感动的是，父亲在年近八十岁的高龄下，还为我的这部小说对稿。
父亲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。祖父玩世不恭，把个家败得精光，但祖父败家不败子。他执意要父亲读书，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卖房也要父亲读书。父亲也挺争气，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省城一所中专学校。毕业后任县委书记秘书，不久任中学校长。文革后期调县委党校工作，直至县总工会退休。
父亲在担任校长期间，威信极高。他在渣村中学时，为解决“雷击”问题（该校是雷击区，经常发生雷击事件），他亲自写报告向县教育局反映情况，并多次找到县委及市委领导商谈，很终争得一笔款子，完成了该校迁址工作。他为人正直，大公无私，思维敏捷，处事果断，深得教师拥戴。不像现在的一些校长，利益熏心，以权谋私，甚至利用公款吃喝玩乐，弄得广大教师怨声载道，忍声吞气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以父亲的水平和能力，做一个校长，确实有些委屈他了。那时有老师曾私下里议论：“像熊训模这样的人，做一个县长也不成问题。”在父亲的追悼会上，一位老同志曾感慨地对我说：“你父亲是支笔杆子，可惜未得到重用。”父亲的仕途为何不顺？究其因大抵有三：一是祖父在旧社会做过保长和乡民代表，这在早期影响了父亲的前途；二是父亲锋芒太露，为人所妒；三是父亲的性格过于高傲。不过，对于这种怀才不遇的境遇，父亲并不怎么在意。他除了写些诗词发点牢骚之外，好像也没怎么样。待到天命之年，他更是淡然处之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父亲对马列主义有坚定的信仰。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。尽管命运对他不公，但他仍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，以一个普通党员严格要求自己。当他了解到祖父曾以保长身份为红军筹过款，而且还救过一位受伤的红军师长时，他特别兴奋。当我们谈到共产党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时，他总是耐心地对我们说：“实践证明，只有共产党，才能救中国。自鸦片战争以来，为挽救中华民族危机，出现了上百个政党，很后还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，建立了新中国！”二OO八年汶川大地震，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交特殊党费支援灾区，父亲二话没说，当场拿出三千元交了特殊党费。
父亲晚年主要做了二件事。一是积极参与党史、县志以及熊氏家谱编撰工作；二是建房。父亲被聘为《奉新县志》特邀编辑。他撰写的党史其中有一个章节填补了我省的空白，受到省党史办领导高度赞扬。他主编的《熊氏家谱》内容丰富、图文并茂，重点突出，名列全县家谱之首。由于诸多原因，父亲曾一生四次建房。其中很后一次是因公被迫拆迁，此时父亲已是七十多岁高龄了，由此可见父亲毅力之坚和能力之强。
父亲生前将自己撰写的诗词和楹联编辑出版，取名日：《刍荛诗词楹联选》。其中有一“戏作自挽联”，兹录于此，读者或许对父亲的为人和风范可窥一斑：
此生白辛劳，浑无功勋，真惭死后见马列；
素日勤学习，颇有傲骨，略可生前比松梅。
奉新县岗前中学 熊厚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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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7月27日